简介：从突出的创新性看，中华文明强调“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”，注重守正创新。明清之际那批既精研伊斯兰哲学、又深通中华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，通过经典译释融通两种文明。王岱舆以儒家“五常”为框架阐释伊斯兰文明的道德规范，实现了话语体系创新；刘智以儒家“五伦”为框架阐释伊斯兰教的“五典”，实现了我国宗教伦理中国化的创新。这类创新彰显了中华文明创新性始终为不同文明交融提供内生动力。 在历史上，中华文明与亚洲及其他文明曾有过丰富的交流，这种交流促进了中华文明和亚洲及其他文明的相互关系和多彩发展。文明的通畅交流，依赖于一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。中华文明与亚洲其他文明的丰富交流，就中华文明的方面来说，是依据于中华文明的价值观和世界观，尤其是“和而不同”的观念。西周末期史伯说：“夫和实生物，同则不继。”同是单一性的重复，和是多样性的协和，这种思想认为，不同事物的调和配合是事物得以产生的根本，相同的事物的单纯重复却不能生成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多样性的存在是生成新事物的前提，如五行是五种最基本的元素或材料，由五种不同的元素或材料相互结合而能生成一切事物，单一的元素则不能生成。这种推崇“和”而反对“同”的主张，后来被孔子概括为“和而不同”的原理。这种思想明确反对单一性，认为多样性才是繁盛发展的根本，强调多元要素的调和、配合、结合远远优越于单一性，单一性只能阻遏生成发展，这是一种真正的中国智慧，也是一种价值理想和态度。春秋后期的智者晏婴进一步阐发了关于“和”的思想：“若以水济水，谁能食之？若琴瑟之专一，谁能听之？同之不可也如是。”这也是认为不同事物的调和、互补才能满足人们社会文化实践的需要，多样性、差别性、他性的存在是事物生长的前提，差别的多样性的调和才是生生的根本条件。这种强调多样性的辩证思维在孔子以前已经发展，经过孔子的总结，成为儒家哲学固有的崇尚多样性的思想资源，并广泛应用于政治、社会、文化等领域。“和而不同”的观念为中华文明处理文明关系和文明交流提供了世界观的基础。